一、考古學與近代學術觀點

近代考古學研究可追溯到1798年法國拿破崙(Napolean)在埃及的探險。當時他率領三百多艘大小船艦,從法國南部橫渡地中海向埃及進發。他帶領數萬軍兵以及大隊學者員工,去考察埃及的金字塔和被塵埃淹沒的古墓和石碑。但直到1922年,英國學者卡特(Howard Carter)才在埃及皇陵幽谷找尋到土登卡明(Tutan Khamen)皇陵。由於該皇陵數千年來倖免盜劫,以致價值連城的珍寶得以保存,由此才引起一般學者對考古學的廣泛興趣。

《聖經》考古學研究始於英國學者羅賓遜(Edward Robinson)。他畢生為此勞苦,1824年到1852年間,他橫跨中東巴勒斯坦,開啟《聖經》歷史地理的考証工作。但《聖經》考古學研究最大的發現應歸功於英國的拉耶爵士(Sir Austin Layard),他在1845年從沙土堆發掘出尼尼微古城。 基督教信仰迥異於東方各宗教思想。基督教確認,是全能全知的神創造了宇宙萬物,並賜予人類主宰萬物的主權,因此,人類可以盡情地創造、改造、發現並研究宇宙萬物。許多學者公認基督教的這種基本信念,由此孕育並催生出了西方的科學發展。因此,文藝復興與更正教興起期間,科學與宗教和諧相輔。科學被認定為教導天堂的萬象,而宗教則是教導上天堂的途徑。其實,《聖經》在許多科學方面的見解很明顯地超越了作者當時的傳統理性見解。《聖經》的《舊約》在一千七百多年前就講到神坐在地球大圈之上(以賽亞書四十章22節)。「神將大地懸在虛空」(約伯記廿六章7節),及「神看千年如已過的昨日,又如夜間的一更」。這時空的相對論,竟然早在三千多年前被《聖經》所確立,《創世記》1章1節與宇宙原始爆炸論相符,充分顯示《聖經》超人超時代的啟示。可惜,到了十七世紀初,伽利略被天主教強加逼迫,叫他撤回支持哥白尼(Copernicus)所說行星繞太陽運轉的理論,引起許多理性主義學者的反感,後來,天主教教會所堅持的「地球為宇宙中心」之理論的破產,為攻擊《聖經》的學者提供了一個借口,証實天主教會嚴守護衛的「真理」是經不起科學槍炮的考驗。神學家以教會的權威提出武斷的教條,來否定已得經驗証的科學理論,間接地導致許多科學工作者反宗教的情緒和觀點。因此,十八世紀法國的無神論大師伏爾泰(Voltaire)曾公開宣稱:「一百年後,人類的知識進步了,就不會再有人相信《聖經》」。到了十九世紀,攻擊《聖經》的學者已經能夠指出一百節以上《聖經》經文與當時的歷史地理記錄或科學理論背道而馳的依據。 若《聖經》真的是三千六百年至一千九百年之前的著作,而1947年之前,最古老的《聖經》竟然是公元第十世紀的馬所拉(Masoretic)手抄本,怎能令人置信,《聖經》是否在九百至二千六百年的傳遞過程中忠實地保留原有的文句呢? 更重要的是,自從達爾文發表他的自然進化論後,學者們便紛紛開始否定一切超自然現象的記載。《聖經》也難免受到高等批判學的嚴厲攻擊和摧殘。十九世紀末,美國一流無神論作家殷格索(Robert Ingersoll)在1890年大膽預言:「到了下一代,世界上再無人會問津《聖經》。《聖經》只能在博物館才能找到。」 十九世紀的學者對《聖經》的態度至少可以歸納如下: 1、若《聖經》中的任何經文與當時的歷史地理記錄不相符,不論這些記錄有多少誤差的可能性,這些經文馬上會被認定為錯誤和毫無根據。 2、若《聖經》的預言與後來世界局勢的發展完全相符合,這些經文馬上會被認定為後世信徒冒充先知名義,在事情發生後所作的預言。 3、甚至出土文物已經充分証明《聖經》的真實性,而許多學者不經絲毫考察,便宣稱這些証據為偽造或未必可靠。 由於《聖經》與其他宗教經典不同,包含許多歷史事件與地理性質的記載,可以藉考古學的發掘與研究來進行諸多考察。所以,過去兩百年來,有不少極端輕視、懷疑《聖經》真實性的考古學者耗費一生,用他們的鋤頭和鏟子來尋找否定《聖經》的証據。許多《聖經》高等批判學者曾經充滿信心地認定,考古學的多方考証,必能找出許多否定《聖經》記載的真實性的証據。 例如:十九世紀末葉至二十世紀初(1881至1914年),英國一位極力反對《聖經》的學者威廉.藍賽爵士(Sir William Ramsay)認為,《聖經》是由第二世紀野心勃勃的僧侶編寫而成的,所以,他立志要找出証據,証明《聖經》的錯誤。根據《聖經》記載,路加醫生親自撰寫了《路加福音》和《使徒行傳》,而且,路加醫生說過: 「在我們中間所成就的事,是……從起初親眼看見,……這些事我既從起頭都詳細考察了,就定意要按著次序寫給你,使你知道所學之道都是確實的」(路加福音一章2-4節)。為了詆毀路加醫生所說的可靠性,威廉.藍賽爵士帶領一個龐大的考察隊到巴勒斯坦實地詳細研究。他按著《使徒行傳》所寫的次序出發進行考察,希望在程序上和現實環境上,找出反對《聖經》的客觀証據。他帶著前所未有的設備,用了漫長的十五年時間到處考察。結果,在1896年出版的《羅馬公民與旅遊者保羅》這本書裡,他坦白承認,多年來的發掘與考証,使他無法否認路加的描述與細節的準確性。他在另一本書(註1)中提到:「路加對事實的陳述,不但完全可靠,甚至他應被列為歷史上第一流的史學家。而《使徒行傳》可說是地理學,以及亞細亞社會與古制學的權威。」 由於威廉.藍賽爵士所作的貢獻,《時代雜誌》引用新約權威美特皆(Bruce Metzger)所說:「《使徒行傳》的一些歷史細節曾經被指控為是錯誤的,但現在卻已經被歷史學家和考古學家們証實為正確的。」 耶魯大學著名的考古學教授伯羅(Burrow)說:「整體來說,考古學的工作確實堅定了《聖經》記載的可靠性,許多考古學家在巴勒斯坦做過發掘工作後,對《聖經》更為崇敬。」舉世聞名的中東考古學家威廉.奧伯萊(William F. Albright)說:「考古學的工作確實証實了《聖經.舊約》的歷史傳統。」近代考古學權威沙伊斯博士(AH. Sayce)曾宣稱:「今日若有人對《聖經》仍持有懷疑,此人若非愚妄無知,他必在學識上是個『半桶水』。現在大多數知名的科學家已恢復歷代以來對《聖經》歷史記載的信賴。」 (1) Sir W. Ramsay,The Bearing of Recent Discovery on the Trustworthiness of the New Testament,Grand Rapids:Baker Book,1953。

《真金不怕洪爐火》由加拿大恩福協會出版;梁斐生博士授權刊登,加拿大恩福協會同意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