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考古學與近代學術觀點

近代考古學研究可追溯到1798年法國拿破崙（Napolean）在埃及的探險。當時他率領三百多艘大小船艦，從法國南部橫渡地中海向埃及進發。他帶領數萬軍兵以及大隊學者員工，去考察埃及的金字塔和被塵埃淹沒的古墓和石碑。但直到1922年，英國學者卡特（Howard Carter）才在埃及皇陵幽谷找尋到土登卡明（Tutan Khamen）皇陵。由於該皇陵數千年來倖免盜劫，以致價值連城的珍寶得以保存，由此才引起一般學者對考古學的廣泛興趣。

《聖經》考古學研究始於英國學者羅賓遜（Edward Robinson）。他畢生為此勞苦，1824年到1852年間，他橫跨中東巴勒斯坦，開啟《聖經》歷史地理的考証工作。但《聖經》考古學研究最大的發現應歸功於英國的拉耶爵士（Sir Austin Layard），他在1845年從沙土堆發掘出尼尼微古城。 基督教信仰迥異於東方各宗教思想。基督教確認，是全能全知的神創造了宇宙萬物，並賜予人類主宰萬物的主權，因此，人類可以盡情地創造、改造、發現並研究宇宙萬物。許多學者公認基督教的這種基本信念，由此孕育並催生出了西方的科學發展。因此，文藝復興與更正教興起期間，科學與宗教和諧相輔。科學被認定為教導天堂的萬象，而宗教則是教導上天堂的途徑。其實，《聖經》在許多科學方面的見解很明顯地超越了作者當時的傳統理性見解。《聖經》的《舊約》在一千七百多年前就講到神坐在地球大圈之上（以賽亞書四十章22節）。「神將大地懸在虛空」（約伯記廿六章7節），及「神看千年如已過的昨日，又如夜間的一更」。這時空的相對論，竟然早在三千多年前被《聖經》所確立，《創世記》1章1節與宇宙原始爆炸論相符，充分顯示《聖經》超人超時代的啟示。可惜，到了十七世紀初，伽利略被天主教強加逼迫，叫他撤回支持哥白尼（Copernicus）所說行星繞太陽運轉的理論，引起許多理性主義學者的反感，後來，天主教教會所堅持的「地球為宇宙中心」之理論的破產，為攻擊《聖經》的學者提供了一個借口，証實天主教會嚴守護衛的「真理」是經不起科學槍炮的考驗。神學家以教會的權威提出武斷的教條，來否定已得經驗証的科學理論，間接地導致許多科學工作者反宗教的情緒和觀點。因此，十八世紀法國的無神論大師伏爾泰（Voltaire）曾公開宣稱：「一百年後，人類的知識進步了，就不會再有人相信《聖經》」。到了十九世紀，攻擊《聖經》的學者已經能夠指出一百節以上《聖經》經文與當時的歷史地理記錄或科學理論背道而馳的依據。 若《聖經》真的是三千六百年至一千九百年之前的著作，而1947年之前，最古老的《聖經》竟然是公元第十世紀的馬所拉（Masoretic）手抄本，怎能令人置信，《聖經》是否在九百至二千六百年的傳遞過程中忠實地保留原有的文句呢？ 更重要的是，自從達爾文發表他的自然進化論後，學者們便紛紛開始否定一切超自然現象的記載。《聖經》也難免受到高等批判學的嚴厲攻擊和摧殘。十九世紀末，美國一流無神論作家殷格索（Robert Ingersoll）在1890年大膽預言：「到了下一代，世界上再無人會問津《聖經》。《聖經》只能在博物館才能找到。」 十九世紀的學者對《聖經》的態度至少可以歸納如下： 1、若《聖經》中的任何經文與當時的歷史地理記錄不相符，不論這些記錄有多少誤差的可能性，這些經文馬上會被認定為錯誤和毫無根據。 2、若《聖經》的預言與後來世界局勢的發展完全相符合，這些經文馬上會被認定為後世信徒冒充先知名義，在事情發生後所作的預言。 3、甚至出土文物已經充分証明《聖經》的真實性，而許多學者不經絲毫考察，便宣稱這些証據為偽造或未必可靠。 由於《聖經》與其他宗教經典不同，包含許多歷史事件與地理性質的記載，可以藉考古學的發掘與研究來進行諸多考察。所以，過去兩百年來，有不少極端輕視、懷疑《聖經》真實性的考古學者耗費一生，用他們的鋤頭和鏟子來尋找否定《聖經》的証據。許多《聖經》高等批判學者曾經充滿信心地認定，考古學的多方考証，必能找出許多否定《聖經》記載的真實性的証據。 例如：十九世紀末葉至二十世紀初（1881至1914年），英國一位極力反對《聖經》的學者威廉．藍賽爵士（Sir William Ramsay）認為，《聖經》是由第二世紀野心勃勃的僧侶編寫而成的，所以，他立志要找出証據，証明《聖經》的錯誤。根據《聖經》記載，路加醫生親自撰寫了《路加福音》和《使徒行傳》，而且，路加醫生說過： 「在我們中間所成就的事，是……從起初親眼看見，……這些事我既從起頭都詳細考察了，就定意要按著次序寫給你，使你知道所學之道都是確實的」（路加福音一章2-4節）。為了詆毀路加醫生所說的可靠性，威廉．藍賽爵士帶領一個龐大的考察隊到巴勒斯坦實地詳細研究。他按著《使徒行傳》所寫的次序出發進行考察，希望在程序上和現實環境上，找出反對《聖經》的客觀証據。他帶著前所未有的設備，用了漫長的十五年時間到處考察。結果，在1896年出版的《羅馬公民與旅遊者保羅》這本書裡，他坦白承認，多年來的發掘與考証，使他無法否認路加的描述與細節的準確性。他在另一本書（註1）中提到：「路加對事實的陳述，不但完全可靠，甚至他應被列為歷史上第一流的史學家。而《使徒行傳》可說是地理學，以及亞細亞社會與古制學的權威。」 由於威廉．藍賽爵士所作的貢獻，《時代雜誌》引用新約權威美特皆（Bruce Metzger）所說：「《使徒行傳》的一些歷史細節曾經被指控為是錯誤的，但現在卻已經被歷史學家和考古學家們証實為正確的。」 耶魯大學著名的考古學教授伯羅（Burrow）說：「整體來說，考古學的工作確實堅定了《聖經》記載的可靠性，許多考古學家在巴勒斯坦做過發掘工作後，對《聖經》更為崇敬。」舉世聞名的中東考古學家威廉．奧伯萊（William F. Albright）說：「考古學的工作確實証實了《聖經．舊約》的歷史傳統。」近代考古學權威沙伊斯博士（AH. Sayce）曾宣稱：「今日若有人對《聖經》仍持有懷疑，此人若非愚妄無知，他必在學識上是個『半桶水』。現在大多數知名的科學家已恢復歷代以來對《聖經》歷史記載的信賴。」 (1) Sir W. Ramsay，The Bearing of Recent Discovery on the Trustworthiness of the New Testament，Grand Rapids：Baker Book，1953。

《真金不怕洪爐火》由加拿大恩福協會出版；梁斐生博士授權刊登，加拿大恩福協會同意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