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格拉底式尋問──續「教育之價值為何?」

讀過少許哲學的朋友總會聽過蘇格拉底 Socrates,他是希臘哲學家,雖無著作,但其言論和事蹟因其徒弟柏拉圖寫下的《對話錄》傳誦千古。一位教授打趣地說,蘇格拉底有點像哲學界的耶穌,因為他為了自己的信念而甘願被人了結他的生命,其哲學精神成為日後哲學界的典範。也不止如此的,由後人對他言行作出「記錄」,過程中有神化的意味,也是一個相似之處。有關蘇格拉底的生平和故事,各位可輕易地在互聯網上找到(參考一,二),我這裡只說少許與本文旨趣有關的東西。本文題為〈蘇格拉底式尋問〉,主要是延續之前對香港中文大學沈祖堯校長教育理念的討論,指出學術精神為何物,並且,本文也指出今天很多人──尤其教會裡的人──皆忽視這精神。


一,有趣的蘇格拉底

在《對話錄》裡蘇格拉底是很有趣的人物,據說有一神明告訴他,他是世上最聰明的人,他不同意,他認為他認識的東西太少,沒資格做最聰明的人,於是他到處找一些自稱滿有學問的人、或有社會地位的人、或宗教專家,向他們刁難和討教,希望能顯出他才疏學淺,需要別人指教。怎料每一次他都令對方無言以對,被顯為不懂他們聲稱懂的東西。由於他們的社會形像是智者或賢達或宗教專家,那些被他討教的人多有感到被羞辱,漸對蘇格拉底產生恨意。又因蘇格拉底的提問涉及道德、宗教,蘇格拉底漸被視為荼毒年青人、散佈異端邪說。最後,他也是因這些「罪名」而被雅典法院判處死刑。 在蘇格拉底前往法院自辯時,他在路上遇到宗教專家尤西弗羅 Euthyphro 。尤西弗羅父親誤殺了一個奴隷,尤西弗羅正義感強烈,誓要控告父親殺人,聲稱這是敬虔的行動。蘇格拉底不解,問究竟甚麼是敬虔?雖然蘇格拉底聲稱這問題的答案有助他在法院自辯,但他更像是只想問個究竟,學習一下。幾回對話後,便談到今天還有很多人樂道的尤西弗羅兩難(Euthyphro dilemma):究竟一行動之所以敬虔,是因為神明喜歡它,抑或是那行動是敬虔的,所以神明喜歡它?(當代版本是:究竟一行動之所以道德,是因為上帝定意如此,抑或那行動本身是道德的,所以上帝定意如此?)尤西弗羅詞窮,托詞說事忙溜掉了。


二,蘇格拉底式尋問

我們不難想像,蘇格拉底在自找麻煩。對方是宗教專家,但你卻令他顯得如此無知;自己要去法院爭辯,但卻浪費時間在路上跟人閒聊,彷彿在玩一個文字遊戲;其他討論對手是城中名人,得罪了他們自然也不會有好日子過。更特別的是,蘇格拉底如此自找麻煩,並不是因為他有甚麼政治或宗教動機,例如想發動革命或創立新宗教之類,用香港人的俗語說,他只是「衰多口」,喜歡問長問短。為了這個好奇或「諸事八掛」,值得與權貴抬槓,被人告上法庭,弄到「一身蟻」嗎?用一個很多人對我說過的口吻來表述:為甚麼蘇格拉底不禁戒咀巴少講幾句,或少點公開對質?平日多讚揚人家幾句,很難的嗎?大家日後好相見,不對嗎?今日留一線,日後豈不好相見? 如此,我們無法用後果來合理化蘇格拉底的尋問。他不是為了發動政治革命,為了人民社會生活福祉、為了最理想的政治模式,硬著頭皮、以犧牲小我完成大我的精神來到處向人家討教和質難,他也不是為了創立新宗教,為了神學教義或宗教道統,硬著頭皮、以犧牲小我完成大我的精神來到處向人家討教和質難。並且,我們也無法用缺德、滋事、愛搞破壞,來解釋掉蘇格拉底的尋問。無疑,他愛好每事問,但(至少在柏拉圖筆下)他並沒心存惡意,為要使別人出醜,踩低別人,好抬高自己的學問地位。他的尋問只可被視為對知識和事理的好奇,並且是可以脫離現實利益考慮地進行的──還要極端到一個地步為此而死。 這種單純地要追尋事理的尋問精神是很重要的,它鼓動我們要想得更清楚,它提醒我們不要為著實用考慮把本應問的問題打掉,它甚至挑戰我們,不可為了一些既定思想和價值而懦弱地不再尋問下去。很多時,當我們抓緊這精神,我們才能有新發現和創見,在人類思想歷史裡,這樣的精神扮演著重要角色。(留意,這裡沒有必要假定理性全能,也沒有假定當代某些人很愛批判的追求絕對客觀事實的迷思。)


三,學界的價值

很多人愛說,現在的大學教育太商業化,應注入多點人文精神,強調一下公民意識和道德醒覺。早前沈校長的文章也略有這意味。然而,在上述蘇格拉底式精神下,這種講法恐怕有少許觀念錯置(沈校長可能並無此意,拙文的關注也不是他本人)。 蘇格拉底式精神把事實求知的價值看得很高,並且視之為本然地有價值,其價值並不是因為它能讓我們達到其他價值。按此精神做學問的人,會有一種對事實真相的執著,並且不太理會所謂實用價值,到一個地步別人可能會覺得有點瑣碎、有點無謂、有點多餘、有點芝麻綠豆。這大概也可說明科學研究與科技發展的分別,前者注重尋真,到一個地步可以不顧實用價值,但後者卻以創造實用價值為大前提,沒有前者,後者難以成功,但兩者的關注取向卻南轅北轍。同理,研究數學的人可不多理會那些理論能否被用來研發出財務投資分析工具。 我傾向認為,這樣理解學問的價值能恰當地判別為甚麼大學研究過份商業化會有問題。我不認為大學因應社會需求作出成本考慮是不對的,然而,在商業化大前提下,很多人──包括掌控大學資源的人──認為某些科目沒有實用價值,所以要縮減資源,卻會忽略了那些科目與其他具實用價值的學科存在著十分密切的關係,大規模和長遠地萎縮,後果可禍及實用性高的科目。(有些大學可能認為他們的實用科目研究可建基於其他更具規模之大學的研究。這些複雜討論已超出本文旨趣。) 至於人文學科,蘇格拉底式精神也可以給我們一些啟迪。那些認為大學教育太商業化和需要人文精神來作平衡的言論總是假定了,人文學科可以保護社會道德和提升國際公民意識。同一想法出現於現在美國不少大學,包括強調宗教身份的學府,它們為要建立其服務社會和改善社會形像,會要求學生必須修讀倫理課程,包括醫療倫理、商業倫理、環境倫理等。然而,提出這類言論的人卻忘記了,人文學科裡也出現過不少批判道德、挑戰文化習俗和反宗教的驚世駭論。事實上,在近年美國政治氣候裡,人文學科往往被右派視為孕育著衝擊社會道德和傳統精神的罪惡溫床。這跟明光社陣營經常把社會道德問題歸咎為極端自由主義成為大學主流意識形態,不謀而合。 誠然,某規範道德與否,與它是否符合此刻社會主流道德/宗教標準沒有必然關係,研究道德為何,也未必能保証其結論符合此刻社會主流道德/宗教標準。甚至,做這類研究的人也沒有必要關心如何保護社會道德或提升國際公民意識,以尤西弗羅兩難的方式表達,究竟人文學科是有價值的,所以社會保留它,抑或社會保留它,所以人文學科是有價值的?


四,某類議程和動機帶來的張力

上節提及,學界的精神若為蘇格拉底式的,它與追求實用/道德價值會有一段距離。現在讓我們集中看看這精神與追求道德價值之間的距離。不難想像,這距離會令很多人不安,包括某些學界裡的人。好些人投身人文學科,正帶著保護社會道德和提升國際公民意識的動機。就連那些常被視作批判主流道德的人,有些並不是要反對一切道德,他們只是想把人們的價值優次重新排序,即使那在別人眼中好像正是貶低了某些很重要的道德價值。然而,關心如何保護社會道德或提升國際公民意識的人,未必皆有能力做好相關研究。 帶著這些實用動機來做研究的現象也有其宗教版本的(在此我以香港基督教為例),由於我比較熟悉這些,容易提出具體例子,讓我以這宗教版本來說明一下。好些人為了護教或基於宗教動機想維護社會道德,或提倡教會要更加走進社會,於是投身人文學科,或以某人文學科之旗號來作為他們議程的理論基礎。如此,我們不難想像會出現(至少)以下兩種張力。 一,若宗教的確能符合理性要求,那位護教者讀通了,其議程得到滿足,無疑皆大歡喜,然而,若那位護教者發現宗教原來真的無法符合理性要求,他可以怎麼辦?他會看自己是一個會為學問而質疑信仰的學者,抑或是一個會為信仰而扭曲學問人?質疑信仰不必是立刻放棄信仰的,可以是先嘗試重構神學,並批評教內錯誤思想。扭曲學問是甚麼意思呢?例如在教內經常只提供某方觀點,薰陶信徒說,持守那觀點是很合乎學術要求的。 二,若有教內人士聲稱某學科可用來推動教會走進社會,但原來事實上那學科未必可以被如此運用的,或他運用起來很蹩腳,把相關概念說錯了,這些問題被指出來,他會尊重事理而修改自己的議程,抑或偏執起來,指摘對方妨礙他的偉大運動?普遍地說,由於心裡有這些動機和議程,這些人士很多時無法心平氣和地對待別人的批評,倒會想,「他是否來意不善?」「他是否想打倒我的運動?」「他是否想令我出醜?」「他是否敵對陣營派來的人,現在要犯境?」……這些想法皆無法促進人們對那學科的認識,也不會令對話富建設性。然而,不論是那些聲稱很有道德願景地要帶領教會走入社會的人,抑或是那些聲稱很有道德地要在教會裡起革命的人,最後關心的都是議程而非事理,學問和原則在他們手中只不過是工具而已,不合用時就可以丟棄。 請留意,我無意完全否定帶著這些議程和動機做學問(或使某學問普及化)的價值,有時候,這些議程和動機可以令人們對某些課題更敏銳。我只是提出,這些議程和動機往往會帶來一些張力。而且,不幸的是,似乎有很多人在這些張力下都選擇了先保護自己的議程和動機,這多多少少是背棄了做學問的精神。


五,結語

從蘇格拉底式尋問來看學問和大學研究,我們會發現,所謂商業化的問題並不在於有成本考慮繼而作出適當調整,而是誤以為某些學科價值極低,可有可無;更重要的是,我們不應該用維繫社會道德和宗教文化傳統來界定人文學科的存在價值。人文學科無疑可以令人更深入反思道德、宗教和文化傳統,但我們要有心理預備,反思後的結論卻不必然吻合人們先前的期望。套入宗教的處境來說,學問與信仰之關係也不必然吻合很多宗教人士心裡的議程,其中的張力並不容忽視。

作者保留版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