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和學術之價值為何?

──寫在沈祖堯校長的〈向老師致敬〉之後


中文大學校長沈祖堯近日在網誌裡寫了〈向老師致敬〉一文。他引龐馬的話說:「教學並不能簡化為一門技術;要教得好必須源自老師本身及他的一份赤誠。」接著他重提他經常說的一個故事──他畢業多年後回到劍橋探訪昔日努力教導他和其他學生成為術德兼備的醫生的退休老教授,席間另一教授說:「祖堯,你在醫學期刊發表的學術文章,十年後不會有多少人看,但如達教授般的好老師,卻可以在你畢業三十年之後令你回來探望他。教育還是有價值的。」 有如此教育宏願的沈教授作為中文大學的校長,實在令人鼓舞。誠然,好老師不應該只懂以機械性的評核方法來衡量成果,也不應這樣被評核。不過,我恐怕用這麼短的篇幅來表達教育理念,難免略有不足,可稍作補充。按沈校長的講法,好老師要不計較時間和報酬,在講壇上投進智慧、感情、精神,這樣有情的學人才是「以心教授,以身立教」,也能深得學生終生地愛戴。試想,假如有一位教授很用心地教學,務求在他指導下的博士生能明白那學科的精髓,成為明日的學界精英;並且他沒有斤斤計較,不會因某學生進度慢就放棄他,不會因某學生畢業後找不到名牌大學的教席就輕視他等。然而,他不會過問學生的私生活(可能那學生進度慢的原因正是家庭出了些事故),他也不多提自己的事(可能他正在鬧離婚),他只是孜孜不倦地做好老師的責任──把自己最好的學問傳授給學生,並且,有時要做「醜人」,不讓學生胡混地畢業,不會隨便「派A」,總要守住學術奠堂之門檻。這樣一位教授既是恩師也為嚴師,三十年後學生未必會很渴望回去探望他,不要誤會,我不是說他們之間有嫌隙,或許他們日後成為同行,平起平坐,大家見面時有講有笑,只是,那關係又未至於很深入,足為人所樂道(這樣的情況在西方學界很普遍)。尤其是,這裡沒有所謂「以身立教」。 「以身立教」是要那個學問本身需要教師以身作則,但現在很多學科都沒有這需要。上段設想的那位教授,可能是教電腦的,那學科不像醫科或人文學科,並沒有甚麼生命或倫理關懷可言,而那位教授最應該做的,就只是如上所言地教好學生,保持態度和善,並且致力推進社會在該學科上的認知和研發。他的學生呢,最應該做的──或最能報答恩師的──也只會是致力推進社會在該學科上的認知和研發。 說到這裡,我們不難發現,其實不必把用心教學的教授,與十年後沒有多少人看其論文、也沒有多少學生會深深愛戴的論文生產者,安置在對立的格局。再進一步想,寫了一些十年後沒有多少人看的論文的學者,也未必對學術沒有貢獻。也許,他的研究促發了另一項很重要的研究,以致十年後人家都不再談他的東西了,又或者,他的研究只是他保持自己學術造詣的主要途徑,唯有這樣,他才能教導出優秀的下一代等…… 我們很多時對學界有不切實際的遐想,以為從事學術的人一定要震礫古今才不枉此生,否則要棄如蔽履,以為每一位學者最重要和最有價值的是懂得講「生命」和「人生意義」,感動了千萬,「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出自北宋理學家張載)。換言之,他們的春風化雨,最終必須要能被詮釋到與「生命」和「人生意義」有關,才算是合格。然而,一個藉藉無名、沒有任何驚天地泣鬼神的創見或科研、努力教學但卻平淡乏味的學者,其實可能已經很稱職,做好了學者的本份,包括為社會未來帶來建設。 另一個容易變得不切實際的想法是極力反對所謂功利主義的事情上走極端。誠然,不計較地用心教學是重要的,有教無類也是重要的;只不過,大學坐擁社會那麼多資源和權力,社會期望大學教育有一些效率和成績,也無可厚非。那麼,重點不是單批評某一極端,而是找個平衡。 這樣理解下的教育和學術意義才比較完整,也適切當代大學的現況。現在,我想轉談這些學術和教育意義與香港基督教。我欲提出以下幾點供讀者反省:

一,社會上很多行業和工作都有其對社會的價值,我們對這些是否有足夠的肯定呢?抑或是,我們只會繞過這些價值,扯去談一些與「生命」和「人生意義」有密切關係的價值?是否那些終日只埋首在書本、文件或電腦前做著枯燥工作的人,對自己和對身邊的人,生命皆無意義呢?

二,教會裡最推崇的學者形像或風範,似乎都是那些學而優則傳的人。我們最愛推許的「基督徒學者」,多掛著甚麼世界級名牌大學博士的銜頭,然後到處主領講座,說一些與他研究無關的東西;我們要求他不斷犧牲本應投放在其教學本份的時間和精力,為的就是每隔一會兒能舉辦一些「從基督教看xx」的大眾化講座,這叫做基督徒學者回應時代,這才沒有躲在象牙塔裡不問世事,實踐洛桑社關精神云云。然而,這豈非浪費社會資源嗎?任何讀過博士的人都應該知道,讀博士所花費的時間金錢是很巨大的,而他們的研究生涯在畢業後才算是踏出了第一步,他們花了十年、八年,畢業後不去做別人無能力做的研究,倒通處跑,在教會主領講座,實在本末倒置和浪費社會資源呢!

三,承上點,健全的高等教育似乎應該有一些分工合作:有研究院的「象牙塔」,也要有本科式的或高中程度的普及教育。有志於教育者,可要選定要在哪一方面用功,或是做研究,或是做普及教育。只可惜,香港基督教卻有一個奇怪現象:本可以成為研究者的人總愛走出學院搞活動,並且,在他們談論一些不是自己專業的話題時,卻常要聽眾以為他們代表著相關學術權威,這難免有點取巧意味。(讀者若懷疑,不妨找一份教報來看看活動消息欄,那裡十居其九的課題皆與講者的研究無關,甚至,有些更跨越了學科!)另一端呢,那些面向普羅大眾的教育者或文化人卻又不甘心。有些會花盡自己和會友的金錢和時間拼命地想爭個博士名銜來,付上無比代價但卻無志於學術研究或研究院裡的教學。有一些又愛在普羅大眾面前權充學人,若碰到學術研究者,在他們面前無法強嘴,就批評研究者只懂躲在象牙塔,沒有實踐信仰社關精神,然後以「公共知識份子」自居,好貶抑那些「學究」。(留意,我沒有說公共知識份子皆是這樣子,本段亦沒有篇幅詳談不同學者的角色。)

四,過份強調「以身立教」或「人師」或生命教育,很容易會出現中國傳統式學人的毛病,那就是,學生的責任只局限於發揚老師的思想,學生不能對老師作出太尖銳的批判,正所謂「為往聖繼絕學」。後學最終自立門戶、與昔日的老師平分秋色,在華人社會──包括華人教會──仍然很容易會被視為目無尊長的。然而,這對學問的發展並沒有甚麼好處。

五,人類社會的學問需要無數人投放生命才能得以維繫和推進的,這裡說的「生命」主要是指花時間去從事一些枯燥的學術整理和思考,而不是動輒可以感動學生或學院以外的人的「生命教育」。這個落差來到教會就更顯得有天淵之別,因為學界重視的求真並不是教會裡講的生活實踐價值的「真理」。這麼枯燥的學問,教會有多重視?在天主教傳統裡,關注這些的人主要就是昔日在修道院裡終生藉藉無名地研讀和寫作的修士,和今天很多天主教大學裡的學者,反觀基督教卻沒有這麼重視。對於實用掛帥的香港裡的教會,這些更蕩然無存。殊堪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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