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會能否「下流化」？

近日因著「港人」可享六千元而「新移民」卻不能同等看待，更引發對「新移民」與「本土主義」之間的討論。「香港人」身分本身是包容的，南亞裔土生土長、領有身分証的是港人；已居港七年的新移民或其它種族也同樣是香港人。本港教會不存在對的歧視與排斥，我們要問的，倒是為何「新移民」或新來港人士不能融入主流教會？ 五十年代難民潮的本地教會，有不少教會在調景嶺中服侍；六十年代，有教會在天台學校中；七十至八十年代，教會現身在公屋中；現今在126萬貧窮人中有多少間服侍他們的教會？全港1,250間堂會，有49.2%堂會有新來港人士參與聚會，「2009香港教會普查」錄得只有總數4,424人，平均每千名會眾只有新來港人士13.8人，低於04年同一問題的答案。這項問題一是反映填卷者看不見本身堂會有新來港人士，或新來港人士難以融入本地中產教會。筆者參與「教會關懷貧窮網絡」，約有165間堂會參與其中；參與扶貧的堂會不一定表示本身堂會來自基層。本港自稱本身是「基層教會」的，恐怕也不超過一百間（筆者也曾參與「禧福協會」及相關基層事工）。當私校沒有窮學生，本地堂會沒有貧窮會眾，也許我們更要反省此現象帶出來的問題。 過往大多港人認為資本主義是良性競爭制度，只要個人努力奮鬥不懈，必可爬上社會階梯，享受安居樂業。置業正是進入「中產階層」的象徵身分。但如今，房地產的高昂樓價，使更多八十後與就業人士難以置業，有所謂「中產下流化」。城中百萬富翁多是靠投資物業或股票而致富，社會內階級矛盾較十年前更為惡化；當社會階層日益兩極化，我們要思考是教會如何在低下階層中履行國度使命？或是中產教會作為既得利益者，享受經濟的成果，只會「上流化」（美式巨型堂會基本如此），卻忘掉了教會也要定意地「下流化」。 當中產文化已成為本地大多堂會運作的潛規則，中產價值不知不覺地成為堂會領袖思考與決策背後的價值取向。呂大樂及王志錚於《香港中產階級處境觀察》剖析本港中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基本上相信個人-個人可以爭取機會及改變命運。」正因為中產人士「差不多完全接受了資本主義市場競爭的規範」，中產信徒同樣相信透過個人努力，就會帶來教會的增長；認為貧窮只是個人懶惰與不負責任所致。中產教會不多談及貧窮課題，即或談論也不願多作承擔；反而更多關注個人或育庭倫理，是否我們早已在意識內把貧窮「逐出道德義務的世界」？本港教會即或擁有大量資產，卻不認為我們有責任照顧社會裡的貧窮人，認為這是政府或社福團體該作的，與教會使命無關。 美國社會學者伯格﹙Peter Berger﹚於1990年檢視美國主流教會時，認為中產文化已深深影響了教會對公共事務的取態，寫了一篇Reflections of an Ecclesiastical Expatriate。伯格的見解，同樣適用於本港福音信仰教會。中產信徒「知道」要關愛窮人，但教會忙碌的聚會與事工，使他/她們眼不見窮人，自然不會刻意地「參與」服侍窮人的事工。「知道」與「參與」正是兩回事！我們知道關愛窮人、新移民或其它邊緣群體是聖經的教導，但中產教會容易把事物合理化，或「解釋掉」，便不關己事了。 「中產價值」不知不覺間已成為眾多在位教會領袖所帶眼鏡，用來觀照一切事物，這便形成了教會在使命的理解與實踐的嚴重失衡，甚至乎把使命「私有化」為堂會業績的亮麗點。當「中產價值」已成決策的原則：本位主義（我的堂會等同是全部教會）、重理性、辦事務求程序正確、好體面、寧可保守而不犯錯等，成為事工背後的金科玉律，我們便能理解福音使命為何不能進入基層或勞苦大眾；堂會只能「向上流」而不會「下流化」；會眾選取作消費式信徒，卻不能與別人分享財富。也許教會領袖要重新察驗現有堂會事工運作有哪些已受「中產價值」左右，甚至高過聖經或神學。「中產價值」並非原罪，但當我們合理化了或神聖化了某套文化的價值、或事工哲學，我們有需要回到聖經，承認我們的盲點，並作出悔改！

轉載自香港教會網站：www.hkcrm.org.h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