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歸十五年來的香港教會（上）

引言

「香港教會更新運動」乃因應九七問題浮現，教會陷於信心危機而興起的本土運動。就本港教會整體發展，作長期研究，並就相關課題表達關注，「教新」一直扮演著教會「智庫」角色。 倘若從堂會數目、信徒人口、財務實力、人力資源等，香港整體教會明顯處於強勢，較回歸前在硬件方面有所優勝。然而，當香港教會只注重本身內部的發展，盛行「好大喜功」的教會文化，香港教會在社會裡失掉位置，影響力卻不斷萎縮。 坊間輿論批評現今教會靠近權貴，不講公義，遠離群眾。筆者嘗試以「喧賓奪主」形容目前教會失序的實況。

眾聲「喧」譁

回歸以後，本港教會無論面對會眾，或面向社會，我們確實失掉了令人信服的信息。1984年4月16日，面對九七信心危機，80多位同工通過了《香港基督徒在現今社會及政治變遷中所持的信念獻議》（簡稱《信念書》），這份文件在教會內外廣泛流傳，表達教會對九七不確定前景的信念。 2004年，《信念書》出版20年後，本港經歷2003年七一大遊行，一群教會領袖深感有需要延續《信念書》精神，探討回歸後香港教會的定位與使命。自2004年1月12日召開首次會議，經過五次商討與修改，徵詢不同界別意見之後，終定稿為《共融與重建–香港教會使命》(簡稱《使命書》)。《使命書》牧函於2004年6月公布，再以「宣言」形式，表達精簡內容，同年7月12日刋登於報章，共有177位教會人士聯署。然而《使命書》的場景有異，教會在安舒發展的形勢下，《使命書》難以成為有力聲音，喚起教會的關注與討論。 任志強於〈卅年回望身後事：今日教會群體所虧欠蘇恩佩前輩的〉論述教會生態： 「這幾十年來，香港本地和普世華人教會的主流，不是沒有談文化，卻是得把口，唔埋身（paying lip service without engaging），關心的是聚會人數、奉獻數目、擴堂；基督教傳播機構也玩同樣的遊戲，不斷強化堂會的『跑數』、『擴張』心態。文化在教會裡沒有市場，即是不會有教會支持，不能令人包場和緊急奉獻的，不碰也罷。」 回歸十五年後香港教會，再沒有集體的焦慮與不安，各自發展，互不理睬，能匯聚多元而有份量聲音只餘下《時代論壇》，其它只成為了「私器」。教內媒體、刊物、資訊與平台增多，但我們只有眾聲喧譁，議論不斷，卻少了能結連人心的時代信息。 當不同事工單位只在宣傳與推廣本身產品與服務，教會聽見的是「銷售事工」的噪音，信徒大多靈性不振，甘於平庸，委身不足，只因教牧與信徒一樣，失掉了聆聽神與聆聽人的耐性，我們大多選擇跟從「大多數」的主旋律。

奉迎「賓」客

回歸以後，本港教會失掉了身份，弄錯了位置，鄧紹光稱之為「教會失序」。2000年3月20至22日，華理克（Rick Warren）首度來港主領「建立目標導向的教會」研討會，引發不少堂會轉向市場策略來作經營。任何時候，堂會理應對其身處社區的需要有所察覺；然而當堂會錯誤定位本身為宗教服務的供應者，只會使教會失掉了其獨特的身份。 宗教消費主義成了回歸後的教會主流論述，於是成功的堂會務求顧客至上，不斷推出更方便、更優質的服務。部分教牧追求建立「巨型堂會」，只要提供「一站式」的宗教服務，不同年齡或背景人士皆能去到堂會「人人有份、永不落空」（something for everyone）。不同時段或多樣風格的崇拜堂次，信徒因應個人口味與年齡，各取所需；崇拜的「主場」不再是朝見三一神，乃是滿足自我的良好宗教感或宗教責任。 巨型堂會的崛起，明顯是回歸後本港教會發展的趨勢。按「1999年教會普查」發現，當時本港崇拜人數1000人或以上堂會只有12間，至2009年，1000人以上堂會增至32間，會眾有78，035人。巨型堂會成為宗教朝聖者的「購物中心」（shopping mall），內裡提供林林總總、應有盡有、老少咸宜的宗教服務。對部分厭倦事工、或身心俱疲的信徒，這些堂會的優勢是保障個人「隱姓埋名」，在聚會人潮中毋須與其他信徒應酬來往，甚至毋須與教牧寒暄問候，一切可獨來獨往，信仰極其私有化。 當堂會與機構的關注只在擴展本身王國與市場佔有率，我們失掉了更大的市場，就是整個社會。不少研究指出，教會的發展與增長深受社會因素影響；我們要反思是當教會失掉信息，只一味以節目來奉迎賓客，我們所塑造的信徒是怎樣的一代？為何信徒與教牧一樣是「精於計算」，卻少了委身基督的傻勁？

（此文發表於《使命與領導》第22期（7-8月），現分兩期刊登。） 轉載自香港教會網站：www.hkcrm.org.h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