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思健康工時

希臘神話中,風神之子薛西佛斯,由於蔑視眾神而受到懲罰,被罰天天傾盡全力把巨石推上山頂,然後無奈地看著巨石滾下山。薛西佛斯又要繼續重新把巨石推回上山,但巨石仍繼續滾下來,他就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地忍受著這永無止境的工作與辛勞。 進入「知識型」社會,全球經濟一體化帶來生產模式的變革,工作形態與過往有所不同;不少企業均要控制成本、提高效率,強化其產品與服務的優勢,方能在全球化市場上立足。著名工商管理大師杜拉克(或譯德魯克PeterDrucker)稱專業人士為「知識工作者」,需要有六項特質:知道任務、承擔管理責任、不斷革新、持續學習、要有質素的工作成效、要被企業視為「資產」,而非「成本」。今年5月1日實踐最低工資,帶來甚多爭議,這方面政府與政客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在適應期間,勞資雙方應多溝通,而非對著幹。 新時代的「知識工作者」或專業人士,一方面售賣個人知識與技能,另一方面,他(她)們卻要忍受工時長與福利少的真實場境。另一位工商管理大師韓弟(CharlesHandy)預見有更多自僱「知識工作者」出現,採取「組合工作」形式,於不同時段內按著不同合約需求來履行工作。筆者喜歡大前研一於《專業-你的唯一生存之道》提出四項質素之一:適應矛盾的能力,這正是現今港人需要適應社會存在不同形式之矛盾。工作形態之轉變,說明現今的勞工法例或有關僱傭的福利條文,根本追不上時代的轉變。 本港有議員與民間勞工組織,提倡立法規定「標準工時」、或爭取「最高工時」,必然困難重重,預見短期內不會於在立法會通過。民主黨曾提出設立最高工時的私人條例草案,建議於僱傭條例中列明每週工作以44小時為上限。筆者認為以立法方式處理,很大可能造成的是勞資「雙輸」而非「雙嬴」的局面。國際勞工組織建議的每周工時為48小時,如今本港有政黨要爭取較國際標準為低的44小時,這是否過度理想化? 有調查反映,本港七成受訪僱員每週工時50小時以上,近四成行政人員工作時間較兩年長,港人工時為亞洲之冠。筆者不認為工時過長是社會的健康現象,有不少研究指出工時過長影響身心健康、生產力下降、抑鬱或情緒困擾增多,這一切皆帶來經濟損失。 要減輕僱員工時過多,一刀切地制定「標準工時」,反而削弱了不同行業對工時的彈性需求。筆者看「標準工時」只能適用於一成不變的工業社會,卻不能適用於全球化的資本社會。筆者認為要改善現今大部分港人工時過長所帶來的負面影響,就要促進社會內討論「健康工時」,由不同行業制定本身的合理工時,較為可行。當不同行業建立本身健康的工作文化與氛圍,焦點不是多少時間;乃是工作者有合理如廁與食飯時間,享有有薪假期。社會內不同行業因最低工資而引發「工時」之討論,讓我們重新倡導工作與家庭生活的平衡,讓更多僱員有其勞動成果的同時,也不再成為工作的奴隸!

轉載自香港教會網站:www.hkcrm.org.h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