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惠芬──
燈臺上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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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惠芬──
燈臺上的光

王惠芬

13/1/14


(明報,2014年1月14日) 「我真的以為香港遍地黃金,只需用樹技挖一下就會找到了……」這「天真」的想法,讓1981年來港的王惠芬笑對老師不友善的譏問:「難道香港有金執?」「我覺得社工的使命是哪裡有需要,那裡就有社工的服務……」這「天真」的使命,推動王惠芬(Fermi)於2001年創立融樂會,自此不懈為本地少數族裔爭取平等權益。

Fermi一向幹勁十足,予人永不言休的印象,然而因健康問題及希望整個種族平權運動有新景象,上月決意辭去香港融樂會總幹事一職,完全退下前線工作,邁向她期待的「人生下半場」。


火石擦亮,燃起使命

已過不惑之齡的Fermi,自言中學時只顧吃喝玩樂,直至1989年六四學運,看到當時正被通緝的王丹原來與自己同齡,遂引發思考「如何過一個有意義的生命?」從此人生有了微妙的變化,「對時代、對社會多了一分承擔」,及後更投身社工行業。 跟少數族裔接觸多了,她見到很多青年失學、失業,被隨意拘捕、被歧視、被黑社會利用,但沒人關心。漸漸「認識到人的苦難,不單只是個人的不幸、先天的不幸,還與社會政策有關。」Fermi 本身的家庭背景,更教她反覆思量愛與公義的課題。她的父親、大姐及弟妹皆智障;只有母親、二姐及她自己屬正常,從小生活遇到很多困難,對弱勢處境早已深刻體會。


從why me?到why not me?

過去她為少數族裔奔走、會見不同政府部門及官員,會後總常被問及:「你是基督徒嗎?」「我的樣子很土?」是她當時的反應。有趣的倒是融樂會的義工有不少基督徒,其中一位且主動每天為Fermi祈禱,當時她雖無宗教信仰,仍欣然接受,「唯一不要為我祈求長命百歲,覺得生命是一種咒詛,只要給我健康就行了。」沒想到那義工謙卑與誠懇的態度及行為,成了Fermi願意上教會的轉捩點,還在2003年接受洗禮。 Fermi對生命的看法亦隨之而改變,「當人有足夠的謙卑,看到上帝的作為,就會從問“why me?”(為何是我)到有能力去問“why not me?”(為何不是我)」。她從昔日自怨自艾、質詰苦難,到問「憑甚麼我們可以享受一個所謂有尊嚴、有屋住,甚至站在幫人的位置?」。「why me」,讓她更肯定自己的使命─「為何我是一個社工?我在這個位置,是否有甚麼事要去做呢?」 「我覺得我的工作不只是『講』,而是『做』,從而影響身邊的人,其他人看見就認得我是為少數族裔。」這不是「生命影響生命」的寫照嗎?「耶穌不是教我們單用口講,要做出來,使其他人認出我們是耶穌的門徒。」


期望精彩下半場

休息只為走更遠的路,Fermi笑言退下火線後,首先讓身體復元,「去探望爸爸,在家煮飯」,學習靜下來,沉澱及總結走過的路。「我從來都不是一個人」,誠然,看最初的孤軍作戰,到如今上百人來歡送,在融樂會多年,Fermi自言「滿載而歸」,「我會帶著這些人、情、回憶、點滴離開。」 「當然會江湖再見,如果『佔領中環』真的發生,我會去參加,因為民主的政治制度影響著你與我」,她這股熱血沒因身體欠恙而退減。Fermi說長大後,才知香港確實「有金執」─是「言論自由」、是「尊重法治」、是「免於恐懼」。 「很開心少數族裔這問題終於被看見」,多年來Fermi身體力行,讓社會看見被忽略的一群。曾聽過一個故事,就是人把燈點著了,不會放在斗底下,而是放在燈臺上,那才可照亮一家子。Fermi正是用生命來演繹那盞點著的燈,把黑暗的地方照亮,這光讓人看到了不同的膚色;讓人看穿膚色底下「每個人的骨都是白的、血都是紅的」,這光讓人看到人本是生而平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