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像未來 為時未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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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像未來 為時未晚

蔡廉明

7/11/16

《明報》2016年11月8日/《AM730》11月18日 如果有一種使命叫電影,蔡廉明監製的《十年》無疑是自覺與不自覺間的使命。解讀「十年」,可以是隱伏的危機,可以是關注社會的喚醒與傳承,也可以是人生的承上啟下。《十年》不是坐困愁城,怨天尤人,它在延伸,滾動,創建開放的實驗空間,並在不同的城市開出想像的花。十年,是未來,是夢想…… 一切又從《十年》說起,畢竟那是預想未來的電影故事,而敢於想像未來的,是蔡廉明Andrew。

訪談地點,他特意選在城市中心地帶的突破中心,好像回到了更真實的社區。樓下“Trial and Error Lab”裝修如火如荼(現已啟用)。未來原來是夢想,夢想就會有嘗試,嘗試就容許和敢於「錯」。


“重新定位,希望做一個在地的青年實驗空間”

Andrew坦言,電影《十年》一個很大的得著,是發現很多同路人關心香港的未來,希望在自己崗位上為香港做一些事情,尤其是對年輕人的喚醒。事實上,《十年》的導演大多是80後,有一個90後,都是相對年輕。 「《十年》就是讓一群年輕導演表達自己的心聲。」Andrew要的不是電影帶來的金像獎光環,而是真實思考一個議題:青年與未來。 以電影及網上媒介與年輕人一起工作多年的他,最近更深刻地反思如何繼續青年人的工作:「從前以培訓青年領袖,僕人領袖為主,但雨傘運動時大家見到青年人已經帶領著社會,我會問,究竟如何繼續青年人工作呢?你能給予他們什麼?」 明顯地,青年工作不能再是傳統的「我教你,我授予你」這種思維,年輕一代多了發問「我們可以為社會做些什麼?有什麼群體一起?」不斷的衝擊為Andrew帶來新思路,思考如何藉著文化、文創、媒體讓年輕人回應社會,建構自身和社會的未來:「重新定位,希望做一個在地的青年實驗空間」。 Andrew充滿期待地透露:「未來,希望把(佐敦)這個地方還給年輕人,把事工從沙田的青年村回到佐敦母址,創建一個文化的空間,有書店,有Café,有一個共同工作的空間(co-working space)“Trial and Error Lab”,給年輕人去夢想和實驗,去嘗試不同的事情。」蔡解釋背後理念,是一種共創(co-create)的精神。 「憑著信」,並不是期望年輕人試了便一定成功,而是信任他們的嘗試精神。不過他強調,當中是有條件的,「就是這些年輕人有責任去培育新人,因為這空間是共享的,到時會有很多大師班,他們需要開班教人」。


“電影作為一個媒體,並不是要提供答案或方案,而是要真誠地描述社會實況,同時引起反思討論”

《十年》在社會引起的震盪和爭議,是始料不及的。除了因為摘下了香港金像獎的桂冠外,也許就因為電影的遍地開花。很難想像一套電影在不同的社區,一次又一次的公開播放,觀眾有慕名而來的,有趁熱鬧的……但都在看完後多少有點激盪有點迷惘,甚或有點恐懼。作為監製的他表示,引起恐懼肯定不是他們的初衷,蔡認為這是一種覺醒,「很多看這電影前的未必都很關心社會,但因為香港過去兩年發生的事,令他們關心及討論香港前途。」 為電影說句公道話,如果說我們對未來有恐懼,電影不是始作俑者。電影的計畫在雨傘運動之前開展,社會處於低氣壓,Andrew只是貫徹他的使命,結合媒體與青年,希望藉著電影大膽想像未來,拉開視點,讓大家不要困於當前悶局。事實上,眼前的Andrew陽光氣息,對未來充滿想像與盼望。 很同意他說的:「電影作為一個媒體,並不是要提供答案或方案,而是要真誠地描述社會實況,同時引起反思討論。」他分析道,這電影引起社會這麼大的共鳴,重要的原因是:「雨傘運動之後,很多人還沒有好好處理情緒」。的確,運動所帶來的撕裂和矛盾,成為了集體創傷。《十年》的社區放映提供了機會讓群眾釋放恐懼情緒。 Andrew說:「在社區放映的討論中,很多人透過彼此分享,就像輔導一樣,讓情緒抒懷。有些觀眾會多了希望,以及知道如何面對一個困難的未來;也有人說:反而覺得自己不需要移民了!」電影反過來成了創傷後遺症的療愈和安慰。當然,痛定思痛,治療肯定是一個漫長的過程。


“上帝給我的使命其實已經擺在眼前很久,電影只是一個媒介實踐信仰”

年過四十的Andrew,他的前十年也是經歷一番摸索和嘗試,才走到今天的「十年」。 低調的他,父親其實是很有名的蔡元雲醫生。Andrew曾經想過讀醫,因此大學讀的是生物。但短暫在突破影音中心實習期間,又令他對媒體開了眼界,發現大眾傳播的影響很大,終於到美國一所基督教大學讀電影。「學校是要培養學生帶著信仰價值去改變世界。」 1995年畢業,Andrew並沒有直接做電影工作,反而順應科網大潮流,加入了IT行業。直到2004年末,發現腦內有良性腫瘤。手術後修讀神學,「當時常常看如法國基督徒社會學家Jacques Ellul的著作,引發對社會很多的反思」。他於2010年起任職突破機構影音及數碼媒體經理,開始鼓勵年輕人拍片發聲。 人生十年,Andrew回到原點,以電影為媒體去引發改變。他說到:「上帝給我的使命其實已經擺在眼前很久,電影只是一個媒介實踐信仰。」蔡堅定地表示,展望自己未來十年,會繼續用電影去影響社會,影響下一代。


“時勢真惡。你們要求善,不要求惡,就必存活”

Andrew和他的夥伴成立了「十年電影工作室」,把《十年》滾動到國際層面。「《十年》參與了國際影展,我們發現很多人都關心香港及中國的狀況,同時也引起當地觀眾對自己社會的思考,如在日本大阪電影節放映時,很多日本觀眾感動,聯想到自己國家的未來十年會是怎樣。」 工作室的第一步是開展《十年》的國際版。Andrew依然強調年輕人的參與:「第一套會拍台灣,已經找到當地年輕導演寫故事,期待明年會見到『台灣十年』。」Andrew透露,導演構思中的題材很闊,都是社會需要關注的議題,絕不限於政治;是《十年》思路的延伸,探索年輕人對未來城市的想像。 與Andrew聊天,很被他對年輕人的信任打動。他強調,就像自己兒子一樣,「年輕人對公義是很上心的」。追求公義根本是每個年代年輕人的特質,需要社會給予信任和機會關心和發聲。 深刻記得電影末銀幕上出現聖經阿摩司書的一句話:「時勢真惡。你們要求善,不要求惡,就必存活。」接著是「為時已晚」四字,然後「已」字慢慢淡出,代之為「未」。創造未來,改變未來,為時未晚。年輕人對社會的關注,但願是十年又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