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像未來 為時未晚

《明報》2016年11月8日/《AM730》11月18日 如果有一種使命叫電影，蔡廉明監製的《十年》無疑是自覺與不自覺間的使命。解讀「十年」，可以是隱伏的危機，可以是關注社會的喚醒與傳承，也可以是人生的承上啟下。《十年》不是坐困愁城，怨天尤人，它在延伸，滾動，創建開放的實驗空間，並在不同的城市開出想像的花。十年，是未來，是夢想…… 一切又從《十年》說起，畢竟那是預想未來的電影故事，而敢於想像未來的，是蔡廉明Andrew。

訪談地點，他特意選在城市中心地帶的突破中心，好像回到了更真實的社區。樓下“Trial and Error Lab”裝修如火如荼（現已啟用）。未來原來是夢想，夢想就會有嘗試，嘗試就容許和敢於「錯」。

“重新定位，希望做一個在地的青年實驗空間”

Andrew坦言，電影《十年》一個很大的得著，是發現很多同路人關心香港的未來，希望在自己崗位上為香港做一些事情，尤其是對年輕人的喚醒。事實上，《十年》的導演大多是80後，有一個90後，都是相對年輕。 「《十年》就是讓一群年輕導演表達自己的心聲。」Andrew要的不是電影帶來的金像獎光環，而是真實思考一個議題：青年與未來。 以電影及網上媒介與年輕人一起工作多年的他，最近更深刻地反思如何繼續青年人的工作：「從前以培訓青年領袖，僕人領袖為主，但雨傘運動時大家見到青年人已經帶領著社會，我會問，究竟如何繼續青年人工作呢？你能給予他們什麼？」 明顯地，青年工作不能再是傳統的「我教你，我授予你」這種思維，年輕一代多了發問「我們可以為社會做些什麼？有什麼群體一起？」不斷的衝擊為Andrew帶來新思路，思考如何藉著文化、文創、媒體讓年輕人回應社會，建構自身和社會的未來：「重新定位，希望做一個在地的青年實驗空間」。 Andrew充滿期待地透露：「未來，希望把（佐敦）這個地方還給年輕人，把事工從沙田的青年村回到佐敦母址，創建一個文化的空間，有書店，有Café，有一個共同工作的空間（co-working space）“Trial and Error Lab”，給年輕人去夢想和實驗，去嘗試不同的事情。」蔡解釋背後理念，是一種共創（co-create）的精神。 「憑著信」，並不是期望年輕人試了便一定成功，而是信任他們的嘗試精神。不過他強調，當中是有條件的，「就是這些年輕人有責任去培育新人，因為這空間是共享的，到時會有很多大師班，他們需要開班教人」。

“電影作為一個媒體，並不是要提供答案或方案，而是要真誠地描述社會實況，同時引起反思討論”

《十年》在社會引起的震盪和爭議，是始料不及的。除了因為摘下了香港金像獎的桂冠外，也許就因為電影的遍地開花。很難想像一套電影在不同的社區，一次又一次的公開播放，觀眾有慕名而來的，有趁熱鬧的……但都在看完後多少有點激盪有點迷惘，甚或有點恐懼。作為監製的他表示，引起恐懼肯定不是他們的初衷，蔡認為這是一種覺醒，「很多看這電影前的未必都很關心社會，但因為香港過去兩年發生的事，令他們關心及討論香港前途。」 為電影說句公道話，如果說我們對未來有恐懼，電影不是始作俑者。電影的計畫在雨傘運動之前開展，社會處於低氣壓，Andrew只是貫徹他的使命，結合媒體與青年，希望藉著電影大膽想像未來，拉開視點，讓大家不要困於當前悶局。事實上，眼前的Andrew陽光氣息，對未來充滿想像與盼望。 很同意他說的：「電影作為一個媒體，並不是要提供答案或方案，而是要真誠地描述社會實況，同時引起反思討論。」他分析道，這電影引起社會這麼大的共鳴，重要的原因是：「雨傘運動之後，很多人還沒有好好處理情緒」。的確，運動所帶來的撕裂和矛盾，成為了集體創傷。《十年》的社區放映提供了機會讓群眾釋放恐懼情緒。 Andrew說：「在社區放映的討論中，很多人透過彼此分享，就像輔導一樣，讓情緒抒懷。有些觀眾會多了希望，以及知道如何面對一個困難的未來；也有人說：反而覺得自己不需要移民了！」電影反過來成了創傷後遺症的療愈和安慰。當然，痛定思痛，治療肯定是一個漫長的過程。

“上帝給我的使命其實已經擺在眼前很久，電影只是一個媒介實踐信仰”

年過四十的Andrew，他的前十年也是經歷一番摸索和嘗試，才走到今天的「十年」。 低調的他，父親其實是很有名的蔡元雲醫生。Andrew曾經想過讀醫，因此大學讀的是生物。但短暫在突破影音中心實習期間，又令他對媒體開了眼界，發現大眾傳播的影響很大，終於到美國一所基督教大學讀電影。「學校是要培養學生帶著信仰價值去改變世界。」 1995年畢業，Andrew並沒有直接做電影工作，反而順應科網大潮流，加入了IT行業。直到2004年末，發現腦內有良性腫瘤。手術後修讀神學，「當時常常看如法國基督徒社會學家Jacques Ellul的著作，引發對社會很多的反思」。他於2010年起任職突破機構影音及數碼媒體經理，開始鼓勵年輕人拍片發聲。 人生十年，Andrew回到原點，以電影為媒體去引發改變。他說到：「上帝給我的使命其實已經擺在眼前很久，電影只是一個媒介實踐信仰。」蔡堅定地表示，展望自己未來十年，會繼續用電影去影響社會，影響下一代。

“時勢真惡。你們要求善，不要求惡，就必存活”

Andrew和他的夥伴成立了「十年電影工作室」，把《十年》滾動到國際層面。「《十年》參與了國際影展，我們發現很多人都關心香港及中國的狀況，同時也引起當地觀眾對自己社會的思考，如在日本大阪電影節放映時，很多日本觀眾感動，聯想到自己國家的未來十年會是怎樣。」 工作室的第一步是開展《十年》的國際版。Andrew依然強調年輕人的參與：「第一套會拍台灣，已經找到當地年輕導演寫故事，期待明年會見到『台灣十年』。」Andrew透露，導演構思中的題材很闊，都是社會需要關注的議題，絕不限於政治；是《十年》思路的延伸，探索年輕人對未來城市的想像。 與Andrew聊天，很被他對年輕人的信任打動。他強調，就像自己兒子一樣，「年輕人對公義是很上心的」。追求公義根本是每個年代年輕人的特質，需要社會給予信任和機會關心和發聲。 深刻記得電影末銀幕上出現聖經阿摩司書的一句話：「時勢真惡。你們要求善，不要求惡，就必存活。」接著是「為時已晚」四字，然後「已」字慢慢淡出，代之為「未」。創造未來，改變未來，為時未晚。年輕人對社會的關注，但願是十年又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