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順強──
生逢亂世 有種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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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順強──
生逢亂世 有種責任

彭順強

30/3/15

am730 2015年3月27日/明報3月31日 這是最好的時代,是最壞的時代;是信仰與懷疑、光明與黑暗、希望與絕望並行。如果說,這是亂世,那麼,彭順強筆下的人物,肯定是生逢亂世,而且投入世界,承擔了一份責任。對彭順強來說,書寫,是一趟旅程;愈書寫,愈發現自身與社會是連體的;愈看到自己視角的局限,也愈意識到要從個人生活走向社會……

2015年1月,一個陰冷的下午,跟彭順強── 一位作者、知識分子、神學教育工作者熱烈的討論,從納粹時代的潘霍華、印度的甘地、南非的曼德拉、美國的馬丁路德‧金,一直聊到儒家、信仰、個人與群體、政治……


寫作是我履行自己在這城市的信仰良心責任

想到訪問彭順強,是在書海中發現他在2012到2014兩年之內,出版了一系列人物的書,而且愈寫愈「抗命」,先是《盧雲的誠與愛》、《潘霍華的順服與叛逆》,2014年7月前出版了引人注目的《公民抗命三巨人:甘地、馬丁路德˙金、曼德拉》,難免讓人聯想,要配合一個什麼日子?「本來打算今年出版,但當時想,佔中隨時都會發生……還有,『七一』和書展,來了很大的動力,在很短的時間內,日以繼夜去完成。」 原定的「佔中」演化成「雨傘運動」,是始料不及。不管你對運動支持或反對,甚或只是茶餘飯後指指點點,卻彷彿沒有人能置身事外,有意 識、沒意識的參與了。彭順強沒有例外,不過他一開始就有意識地選擇參與在理念上做一些鬆土的工夫。 「寫完盧雲及潘霍華後,有很大的啟發,特別是潘霍華,他讓我看見,政治是要批判的,現在有人出來說要佔中,就是對政治架構的批判,作為一個信徒,有責任做一些 backup,讓人知道甘地、曼德拉、馬丁路德‧金的非暴力抗爭。」 正要問,作為一個基督信徒、神學老師,這些想法與行動算不算越界了?「馬丁路德‧金、盧雲也非常讚揚甘地,他一定有些優點,值得我們學習,雖然他是印度教徒。我希望,我的信息不限於基督徒群體,而可以衝出教會,衝出教室。」結果這書真的由非基督教出版社出版,也進入了非基督教書店。 談到書寫的旅程,他做了一個簡單的註腳:「寫作是我履行自己在這城市的信仰良心責任。」這所謂責任,是如何摸索與發現?他最初在加拿大念的是工商管理,但他說,念工商管理不過是留學生的傳統,也因為爸爸是做生意的。後來讀心理學是希望解救集體創痛,「1989年六四之後,我回到香港,參加遊行,當日面對失望、創傷,痛苦很大。回到美國,修讀了心理學,希望藉此醫治人、輔導人的心靈。」念心理學碩士的同時,也念神學。 他直說,念神學是為了「認識自己的信仰,也幫助其他信徒認識信仰」,定位好像有點高遠,但其實他的心意是回饋。少年時候信仰生命得到栽培,「到我生命成熟,也要栽培別人的生命」。畢業後,他選擇投身教育,在神學院當老師,並開始寫作。


我由不太關心,到關心,到實踐⋯⋯

彭順強最初關心的是個人聖潔生活,對人的內在靈性發展深具興趣,他花了很長時間研究靈修傳統。書寫人物之前的《勇闖七重山》,把生命分成七個階段,「嘗試把天主教、基督教、聖經、心理學結合,探索如何面對人的發展,其實是一個屬靈旅程。」 但人的心靈始終難以獨立於一時或一室的安穩。「想從歷史的範圍收窄,看看靈修傳統中的領袖怎樣有血有肉,怎樣把靈性成分實踐出來。」 彭順強把他心目中的「靈修大師」一個一個的研究和書寫,結果發現:「他們對社會有深切的關懷,有很強的承擔感;由個人聖潔生活漸漸走出來,積極參與世界、批判、論政,甚至批評政府。」也許書本還沒有影響到讀者,卻先改變了自己。 「我由不太關心,到關心,到實踐,對社會承擔感愈來愈強。佔領時期,我多去了幾次,但我不是激進的人。」也漸漸意識到:「如果只從基督教、神學的視角看社會,或會容易抽離。」


同樣重要的是改變制度

彭順強首先選了二十世紀的靈修作家盧雲神父(Henri Nouwen)。原來他是盧雲的粉絲,而且他們二人都讀過心理學,幾乎是同時期做智障人士的服務(盧雲於1986年離開當時任教的哈佛大學,轉而投身於「黎明之家」,服務智障者)。在盧雲身上,彭順強特別體會到愛、和平、包容並不與批判對立。「盧雲反對當時美國政府參與越戰,認為那是不公義之戰;還有核能、人權種族等,盧雲都加以批判。」 「盧雲所提出的和平很像甘地,他的和平帶有批判,但不會使用暴力,馬丁路德‧金帶領的遊行他也有參與。他有些朋友參加綠色和平,以武力阻止政府或私人機構破壞大自然環境,因而被捕,但他坦承,他沒有這份勇氣。」 至於潘霍華(Dietrich Bonhoeffer),則是由於他的知名度,「最初看他的《追隨基督》,沒想到潘的思想有這樣強的政治性、社會性。」潘霍華當年參加反對納粹主義的抵抗運動,因同伴計劃刺殺希特拉失敗而被捕,於德國投降前一個月被絞死於集中營。 潘霍華對彭順強的啟發是,不但個人要參與社會,更要喚起群體對社會的關懷和參與:「潘批判納粹時代的教會不聞不問世事;作為信徒、甚至教會該如何影響那個時代,特別是對專橫政權的挑戰。主張不單與受苦的人一同受苦,像基督一樣,同樣重要的是改變制度,否則受苦的人只會繼續受苦。」彭順強對此非常認同:「要有策略地參與社會,從價值觀、結構問題著手;如果是結構讓你實行不了,就需要處理,教會更有責任去處理。」 寫《公民抗命三巨人》時,彭順強的信念更確定,而且設定了雙向的視角:基督徒進入世界,也把其他宗教帶回基督教群體,交流彼此深層的共同價值觀。彭順強在全書的終章比較了他們三人的共通處:忠於信念、非暴力抗爭、爭取制度的改變,卻不是與政府為敵。「他們都有強烈的宗教情操,寫甘地的時候,彷彿看耶穌的說話。」 不過,他覺得基督徒參與社會運動或抗爭還是有分別的:「基督徒看參與不在於有用無用,而是在上帝眼中是否應該做;就算你不認同對方,也要愛他。最後的盼望在於上帝。」


批判社會只是負面,正面是服務社會

彭順強堅信一切從理念開始,書寫是理念的一端,但最終,理念如何跨到行動,個人如何邁向群體? 這段時間,彭順強在神學院開設「社會關懷與靈修」課程,延續他的關心,發揮他作為教育工作者的影響。至於寫作,仍是會繼續,為的是喚起人的反省,特別是教會。作為理念反省後的實踐,彭順強再向社會工作探索。去年他報讀了社會工作碩士。「批判社會只是負面,正面是服務社會。社會工作的初衷包含兩個使命:關懷社會以及改革社會;社會工作可以從另一個角度回應社會,幫助分析社會問題。」這是他的信念,是否一如所願,還是未知之數。但也許重要的是義無反顧,堅持下去。 請他在書上簽名,他的寄語是:「願公義與憐憫,常與你和這城市同在。」公義如何爭取?是時代巨人的責任?還是我們每個人的一份承擔,哪怕只是一個微小的崗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