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ermi一向幹勁十足，予人永不言休的印象，然而因健康問題及希望整個種族平權運動有新景象，上月決意辭去香港融樂會總幹事一職，完全退下前線工作，邁向她期待的「人生下半場」。

已過不惑之齡的Fermi，自言中學時只顧吃喝玩樂，直至1989年六四學運，看到當時正被通緝的王丹原來與自己同齡，遂引發思考「如何過一個有意義的生命？」從此人生有了微妙的變化，「對時代、對社會多了一分承擔」，及後更投身社工行業。

跟少數族裔接觸多了，她見到很多青年失學、失業，被隨意拘捕、被歧視、被黑社會利用，但沒人關心。漸漸「認識到人的苦難，不單只是個人的不幸、先天的不幸，還與社會政策有關。」Fermi 本身的家庭背景，更教她反覆思量愛與公義的課題。她的父親、大姐及弟妹皆智障；只有母親、二姐及她自己屬正常，從小生活遇到很多困難，對弱勢處境早已深刻體會。

過去她為少數族裔奔走、會見不同政府部門及官員，會後總常被問及：「你是基督徒嗎?」「我的樣子很土?」是她當時的反應。有趣的倒是融樂會的義工有不少基督徒，其中一位且主動每天為Fermi祈禱，當時她雖無宗教信仰，仍欣然接受，「唯一不要為我祈求長命百歲，覺得生命是一種咒詛，只要給我健康就行了。」沒想到那義工謙卑與誠懇的態度及行為，成了Fermi願意上教會的轉捩點，還在2003年接受洗禮。

Fermi對生命的看法亦隨之而改變，「當人有足夠的謙卑，看到上帝的作為，就會從問“why me？”（為何是我）到有能力去問“why not me？”（為何不是我）」。她從昔日自怨自艾、質詰苦難，到問「憑甚麼我們可以享受一個所謂有尊嚴、有屋住，甚至站在幫人的位置？」。「why me」，讓她更肯定自己的使命─「為何我是一個社工？我在這個位置，是否有甚麼事要去做呢？」

「我覺得我的工作不只是『講』，而是『做』，從而影響身邊的人，其他人看見就認得我是為少數族裔。」這不是「生命影響生命」的寫照嗎?「耶穌不是教我們單用口講，要做出來，使其他人認出我們是耶穌的門徒。」

休息只為走更遠的路，Fermi笑言退下火線後，首先讓身體復元，「去探望爸爸，在家煮飯」，學習靜下來，沉澱及總結走過的路。「我從來都不是一個人」，誠然，看最初的孤軍作戰，到如今上百人來歡送，在融樂會多年，Fermi自言「滿載而歸」，「我會帶著這些人、情、回憶、點滴離開。」

「當然會江湖再見，如果『佔領中環』真的發生，我會去參加，因為民主的政治制度影響著你與我」，她這股熱血沒因身體欠恙而退減。Fermi說長大後，才知香港確實「有金執」─是「言論自由」、是「尊重法治」、是「免於恐懼」。

「很開心少數族裔這問題終於被看見」，多年來Fermi身體力行，讓社會看見被忽略的一群。曾聽過一個故事，就是人把燈點著了，不會放在斗底下，而是放在燈臺上，那才可照亮一家子。Fermi正是用生命來演繹那盞點著的燈，把黑暗的地方照亮，這光讓人看到了不同的膚色；讓人看穿膚色底下「每個人的骨都是白的、血都是紅的」，這光讓人看到人本是生而平等的。